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CSC）公派，我于2007年6月至8月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举办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研修班为期三个月的学习。
一、 关于本项目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研修班是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相对滞后的高教管理模式，适应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经济政府学院（CRAWFORD SCHOOL of ANU） 合作开展的出国研修项目。
承担本项目培训任务的CRAWFORD SCHOOL是世界著名的亚太研究中心之一，专门从事亚太地区经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领域的教育教学、职业培训及策略分析研究，与国内许多机构及著名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及专业培训，具有相当的专业优势及培训经验。
本项目培训内容围绕四大主题：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管理和管理系统与服务。
二、 关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我们一行20名来自西部高校的学员于2007年6月1日抵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这所世界知名的美丽大学有“堪培拉灵魂所在” 的美誉。
澳洲国立大学（ANU），全称是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建立于1946，是澳洲八大名校和沿太平洋大学联盟的一员。ANU是澳大利亚唯一带“国”字号的大学，由此可见其在该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在1940年二次世界大战时，澳洲高层智库Pansy Wright ,Alf Conlon, H.C.Coombs等就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大学来研发战争武器和提高医疗水平。其后的几年，他们经过反复开会研讨后，终于敲定落户首都堪培拉。这间新的大学将完全区别于其他州立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阿德雷得大学，昆士兰大学），它只搞研究和只收研究生，并直接由政府重点拨款来进行国际最前沿的项目研究，而它参照的大学模型是当时美国的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没有本科的研究大学）。
学校位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Canberra”来源澳洲土著话 “聚商之地”的读音。在建国之初，悉尼和墨尔本争做首都，最后双方勉强地同意了在两个城市之间建造堪培拉作新都的折中方案。作为一座完全根据规划建造的城市，堪培拉有着其精致独特的风貌；但是由于邻近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过于繁荣和重要，堪培拉的重要性充其量也只能体现在其头上“首都”的光环。在堪培拉能见到的人多数是政府公务人员，跟整个城市的规划一样中规中矩。当地人似乎对自己的首都并没有太大的好感，当谈到某个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时，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从堪培拉出来的”，所以“堪培拉”一词在当地人心中更多的是“政策来源”的代名词。这个城市没有现代都市的繁华，一到周末，堪培拉的很多人都跑到悉尼或者墨尔本HAPPY去了。
堪培拉没有诱惑，也没有纷扰，这也许是位于堪培拉的国字号大学ANU成绩斐然的原因之一。ANU医学研究院对青霉素的成功提取，曾经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ANU还发明了引发通讯领域技术革命的光子瞬间转移技术，多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更使该校声名远播。ANU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智囊，最初仅招收博士生，后来逐渐对硕士生和本科生开放。占地145公顷的美丽校园位于首都堪培拉市中心的格里芬湖畔，是市民散步的第一选择，与澳大利亚的许多公共机构相邻，包括澳大利亚科学院、国会及许多国家的大使馆和最高委员会。
“Naturam Primum Cognoscere Rerum” (重要的是要认识事物的本质) 是ANU这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的校训。根据2007年上半年的统计，其在校生人数为14,096人 (本科生：9,316人，研究生：4,780人），不过根据2010年战略规划，本科生人数将大幅减少，以适应其研究型大学的身份。ANU拥有全澳洲最好的教师，教职工数量：3892人（1562名 教学科研人员），其教师中拥有博士头衔的比例超出78％ 。
学校聘请受人尊敬的有名望的社会名流担任校监（Chancellor）。校监一职是象征性的，很少介入大学事务，他有三项任务：一是组织学校董事会议；二是出席学生毕业仪式和各种庆典，亲自给毕业生颁发证书；三是代表学校参加重大活动。虽然校监也可以给校长和大学管理人员提供建议，真正负责大学日常事务的是校长（Vice Chancellor & President）。校长下设分别主管研究和教学的副校长（Duputy Vice Chancellor）和主管行政和后勤服务的副校长（ Proctor Vice Chancellor）。董事会任命校长并考核其绩校，校长在董事会领导下，独立行使行政职权。副校长向校长负责。
三、本项目的培训内容
因为我们派出的身份是“国家公派留学”，学校派车到堪培拉机场把我们接到ANU后，衣食住行就基本不管了。包括后来中国大使馆明确告诉我们：“留学”的内容也包括煮饭、租房这样一些起码的海外生存能力的锻炼，适应也是学习。当初的确感到非常无助，不过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我们的作息时间与澳大利亚其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一样。由于各自租房，我们20人每天早晨从堪培拉的四面八方坐公共汽车到学校上课，当然还要带上午饭，“热饭”一词从遥远的记忆成为三个月当中一大热门话题。
培训内容大致可以这样分类：
1、文化类：澳洲风土、教育与政治体系以及WTO 。
2、工具类：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SWOT分析模型(SWOT Analysis)即态势分析法 。
3、实用类：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高校财务、行为管理和管理系统与服务。
（1）通过理论学习、观看电影、案例分析等途径，分析有关高等教育的领导艺术、管理和监管的现实问题，探讨如何实施有效的领导和管理 。
（2）通过走访澳各层次各类型教育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分析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 ，探讨领导、管理者和员工如何共同分享日常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和事件 。
担任我们课程协调人的是Bruce Hill先生，他曾经在加拿大Aclan铝业工作过19年，并在其海外的若干家分公司出任过高级主管。他曾经在Aclan铝业乌拉圭分公司推行的改革措施被成功地应用于该企业全球的所有分支机构。Bruce Hill先生不是ANU的正式在编员工，但身为课程协调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从不降温的工作热情令人肃然起敬。
Bruce Hill先生授课的内容包括：
• Understanding personality: MBTI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 Generations in the workplace
• What is the role of an administrator in people management?
• Performance review & feedback
• Management vs Leadership
• Motivation & Vision
•What is change? --Kotter’s 8 stages
• Coaching & Mentoring
同时，Bruce Hill先生还指导我们完成个人项目（Personal Project）。个人项目实际上是我们结业测试。按照要求，个人项目不一定需要宏大的目标，但必须是可行的，可以给自己日后工作带来效益的。甚至在着手进行自己的个人项目前，我们被要求对自己即将制定的个人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是否需要在堪培拉得到特定的专业人士对项目的帮助”等问题都会被Bruce Hill先生详细地列入他发给大家的问卷中。我把“希望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专家面谈”写进问卷，结果我们后来被安排参观了堪培拉最具规模的TAFE（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CIT（堪培拉科技学院），并在8月8日到国家教育、科学与培训部（DEST）与主管职业教育的政府官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Glenn Withers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也是承担CSC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研修班培训任务的CRAWFORD SCHOOL的副院长（在2007年8月当选澳洲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 首席执行官）。在英联邦体制下，有资格叫“教授”的一定是学校里面学识和威望都特别出众的教师，而被引见时，一向谦逊的澳洲人强调了Glenn Withers教授的“非常出名”，自然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好奇。Glenn Withers教授上课诙谐幽默，没有架子但很有派头，讲大学治理和监管旁征博引，发动大家对内部管理的概念和运作进行民主的讨论，气氛热烈且效果明显。
WTO常识也是本项目的培训内容之一。担任该课程教学的是陈春来博士，他长期从事WTO、国际贸易和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保持合作关系，在“中国农业产业结构”、“中国粮食市场改革”、“WTO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等问题上积极为祖国建言献策。陈博士的课帮助大家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直面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的距离。
“如何进行高校财务管理”、“如何在高等教育管理中规避风险”、“高校内部审计如何操作”、“澳洲政府对学生有哪些资助政策”等这样一些对中国高校管理有实践借鉴意义的问题在Alice Dobes女士的课上我们得到了理想的答案。Alice Dobes女士，自由职业者，并拥有自己的公司。她先后在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防部从事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与控制等工作，深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Alice Dobes本人对中国教育的熟悉让课程更具针对性，大家受益匪浅。
CRAWFORD SCHOOL还特别注意照顾研修班参与者在各自高校中从事工作内容的广泛性，邀请了不同领域人士来进行专题讲座，曾任澳大利亚驻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高级专员，以及斐济大使的Bob Cotton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Bob Cotton先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特别注重讲授“领导”与“管理”科学含义和区别，他授课涉及到的内容有：
• Austali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 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APEC
• Leadership framework
• Practical lessions in leadership
• Leadership chanllenges
负责ANU教学评价体系、学生事务、市场开发、校友管理、国际合作、学校统计、后勤管理以及企业运作的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也应邀为研修班举办讲座。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ANU本身的运作情况，实际上也间接了解了发达国家高等院校运作的普遍规律和基本模式，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参观、实习和考察交流
根据研修班培训安排，每周三下午是外出参观时间，而且培训计划中还有专门一周的实习和考察交流安排。
我们参观的机构包括：
1、 堪培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nberra，简称UC）。
UC的英语系主任及国际部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详细介绍了UC的办学情况，并带我们实地参观了UC的教学课堂、学生活动中心、学生宿舍以及校园环境。
UC是澳大利亚新兴大学之一，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67年，是澳大利亚第一所专门为高等职业教育和英语培训而建设的学院；1990年，正式改建为大学。UC有学生1.1万多人，其中外国留学生2,000多人，来自80多个国家。堪培拉大学具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课程硕士或研究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该校在教学模式和承认其他学校学分方面十分灵活。其中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成人学生、国际学生和远程教育学生。学习形式又分为全日制与业余学习两种。
作为一所现代化的综合性大学， UC以其优良的教学质量和独到的专业设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UC将多年的职业教育融合到高等教育的内涵中，为学生提供了各行业的专业课程，从商业行政管理、新闻学、市场学到计算机英语、会计学、平面设计和医疗护理专业等，毕业生的就业率为全澳最高之一。大学的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起薪位居全澳前列。
2、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DEST）。
我们造访DEST的时间正好是2007年8月8日，接待我们的教育部官员第一句话就让大家非常亲切——“很高兴在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周年之际欢迎来自中国的朋友”。
教育部国际司和负责职业教育的国家培训指导小组的负责人专题就“澳大利亚职业教育（TAFE）”给我们进行了全面且权威的阐述，并将技能人才的培训提高到“国家发展之路（National Approaches）”高度，特别令我们来自西部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辈受鼓舞。国家培训指导小组主任Astrida Upitis女士还结合自己亲属的事例向我们证明了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澳大利亚主管教育的最高权力部门，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号：
• 对澳大利亚政府而言，一支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 更多的工作可能需要职业与技术教育技能，而不是大学文凭
在讨论中，我们不免发出感叹：对中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3、堪培拉科技学院(Canber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CIT 。
澳大利亚职业与继续教育（TAFE）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CSC研修班20名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职业教育领域，自然不肯放过亲身体验TAFE教育环境的机会。经过与课程协调人沟通，CRAWFORD SCHOOL在培训计划中增加了对CIT的参观安排。
CIT是一所大型的TAFE学院，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国内乃至国际上杰出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中心。学院提供范围非常广泛的教育和培训课程，且课程和工商业紧密相连，同时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教育和培训，以使学生符合21世纪的需要。每年有超过2万名学生进入堪培拉科技学院学习。中国学生如进入CIT学习，通常可以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第一个文凭。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选择在CIT继续攻读相关的学士学位；也可以申请进入和学院有学生转移协议的大学，如ANU、UC、和其他州的大学，直接进入本科课程的第二学年继续攻读学士学位。
在CIT参观时，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教室”，学生“上课”都在实际的操作间，其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强调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很大的示范意义。
3．Lyneham High School。
为了立体地、系统地认识澳大利亚教育体系，我们还参观了堪培拉一所规模很大的中学——Lyneham High School。
中国国内反复强调的“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合作”的教育要求在Lyneham High School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榜样。在Lyneham High School，小男孩系着围裙绝对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做饭；孩子拿着刨子也不是新鲜事，因为他们要学做手工！
我们还参观了堪培拉最大的残疾人教育培训结构Koomarri，走访了ANU内部的医学院、艺术学院、统计部门、信息中心、学生学习辅助中心、残障学生服务中心等部门。
此外，我们还到国会亲身体验了霍华德总理接受质询的会议，旁听了总理与工党领袖陆克文的辩论；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国家科技馆、澳科院、皇家造币厂、高等法院等。
五、一点留学体会
1、按程序办事，决不越俎代庖，鼓励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解决问题。特别是我们刚到堪培拉，没有住房，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买吃的，自然也没得到怜悯，得到的只不过是对如何找房，如何报警等一些基本的生活指导；而且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是周六，完全没有在预先设想中可能得到的嘘寒问暖，周末是人家的私人时间，我们自己的问题自然自己处理。
2、ANU没有统一上下课的铃声，上下课时间完全由授课老师根据讲课内容自主掌握。为了避开与其他培训班吃中午饭时间“打架”，我们还与授课教师协调对中午休息时间进行过调整。
3、 在ANU，总是鼓励学员畅所欲言，任何观点都会受到尊重和肯定。我们这期20名学员似乎是令课程协调人和项目负责人感到特别“头疼”的一届，大家对一些教育问题探讨的深度超出了授课者的想像。
4、 短期研修课程可以根据学员的建议和接受情况进行及时调整，有较强的灵活性。
5、 即使是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实践要求也很高；而TAFE几乎就没有教科书，教学场地与实际工作环境高度一致。
6、 澳洲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值得学习，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愿景有示范意义。
7、 捍卫学术诚信。在澳大利亚，我们还接触到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个阶段的学生，对做学术基本的诚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